罗伯特·达尔在其著名的《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一文中，对公共行政科学中的规范价值问题以及人性和人的行为问题进行了论述，一向爱好学术争论的第十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对达尔的相关论述持有不同意见，本文就是他的不同意见。本文摘自《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颜昌武、马骏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1月版。
在其对于构建一门公共行政科学的问题的犀利分析中，达尔（RobertDahl）先生提出了三个基本的论点。正如他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我们与一门公共行政科学还相去甚远。公共行政科学是不可能的，除非（1）规范价值的地位被清楚地确立了；（2）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人性得到了更好的理解，且人的行为更具可预测性；（3）有一批比较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能发现超越国界和特定历史经验的原则和通则。”我基本上同意这三个命题，但对我来说，似乎有必要就达尔先生对前两个命题的讨论做出某种界定和详细阐述。
规范价值的地位
达尔先生以实证主义的立场作为其分析的出发点，即价值命题是不可以科学方法证明的。他也指出，从这一立场直接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对公共政策（如关于立法权力的授权或行政司法的组织）的建议从来不可能是纯粹科学的——或者反过来说，仅有科学命题不能形成对公共政策的建议。虽然这一结论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对我来说，如果承认这一限制并不是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一个特征，而是应用科学区别于“纯粹”科学的特征，那么，对这整个问题的讨论似乎会比较清晰。
例如，工程师在设计飞机时遇到了问题，他能从科学中寻求答案，如果在这个知识领域的科学问题能够得到满意解答的话。他所设计的飞机将具有速度、机动性、巡航范围及诸如此类的特征。然而，这并不能解决设计问题。如果再加上一些关于气体力学法则（和适用于飞行员的生理学法则）的知识，那么，这位工程师在解决其设计问题时，一定愿意将相应的权重赋予这些不同的操作性特征——他必须决定他的飞机要有哪些特质。这不是一个关于价值的科学问题。当然，通过追问使用飞机的目的是什么，并以这一目的来评估各种不同的操作性特征的重要性，那么，价值问题就会得到深入的分析，但这仍然没有解决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即为什么要为了这一目的而建造一架飞机。不管跟踪这一手段—目的链到哪里，最后总是存在一个可还原的、但不可穷尽的价值元素。
纯粹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之间的基本的、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专注于发现和证明与人类知识相关的某个领域的正确的经验性命题，而后者则关心部分地（但不是完全地）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决策。
应用科学家在限定他想要处理的现象的特定范围时，并不像纯粹科学家那样自由。物理学家，而非飞机工程师，可能会构建一种气体力学理论，而不用去考虑飞行员生理学或燃料耗费经济学。而应用科学家必须处理所有的现象，只要这些现象与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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