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西蒙，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图灵奖获得者，人工智能奠基人，他在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作为决策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核心思想有两点：决策的“有限理性”与“满意准则”。
本文摘自他在斯坦福大学的讲座内容。《人类活动中的理性》中是他的三个讲座内容的合辑，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理性、直觉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有限理性的框架内，做出明智的决策——值得“管理者”看看。
作者
赫伯特·西蒙
来源
《人类活动中的理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译者：胡怀国、冯科
不少社会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认为，弄清楚人们究竟怎么决策并不重要，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他们仍然活着的事实，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决策时理性的、适应性的。
弗里德曼就持有这种观点。他提出了关于经济行为的一种“犹如”理论（as-iftheory）。按照这种理论，商人或企业的行为就“好像”(“犹如”）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进行过正确的、理性的计算。该观点的基本依据是：只有成功地实现了最大化目标的商人或企业才能留下来，而其他商人或企业则消失无踪了。
在这种观点中，有意义的只是最终结果，即能否成功地适应经济环境；至于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推理过程或甚随机过程，则根本不重要。
从最终结果的角度看待理性，是进化论中最为盛行的观点。
按照这种观点，鸟在树上筑巢是理性的，因为这有助于保护鸟蛋和幼鸟远离地面上的食肉动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亲鸟在选择筑巢地点时，经历了一种超凡型、行为型或直觉型的决策过程。筑巢，只是一种简单的本能行为，一种在进化过程中从各种行为中挑选出来的、最具适应性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进化过程的最终结果，视为理性的一种形式。
但我想说，这一进化过程中的理性非常类似于行为理性：它是适应性的，但未必是最优的。也就是说，与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有所区别。
如果我们足够聪明并通过有意识的理性计算来制订一项行动方案，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一段时期的前瞻来预估有关行动的可能后果。对于我们行动结果的预估，并没有时间长度方面的限制。
但是，生物体的进化机制，则与这种前瞻能力存在根本不同，它提供的仅仅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理性：适合度倾向于挑选出那些立即就可以拥有短期优势的生物体；无论从何处开始进化，生物体攀登的适合度之峰，总是离他最近的局部峰顶。
局部极大值与全局最大值
一个简单的世界里，短期优势会不断转化为长期优势。如果你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爬山，那么你终将登上世界之巅。不过，只有在仅有一座山峰的世界里，才能保证有此结果。
如果生物体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层峦迭嶂、丘壑纵横的世界（例如美国加州那样的地形），那么它就会发现，不论自己身处哪个山顶，除了下山，别无选择。因此，任何进化论观点，即认为进化将最大化适合度的观点，指的都仅仅是局部极大值。除非我们认为地球有着特殊的简单形状，否则我们就不应该指望进化会导致任何可以描述为全局最大值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山峦起伏的复杂世界中，难度不同的爬山路径决定了我们究竟应该去爬哪座山。哪一种突变最先出现，能够决定生物体的进化究竟会沿着哪一个方向。自然选择理论无法预测究竟爬哪座山。地球为生物体可能发生的变异提供的空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地球的整个历史时期内都难以穷尽；许多山，尤其是那些高耸如云的山，也许永远都没有人爬。
如果同爬山努力相关的地形是动态变化的，那么全局最大化的适用性就更值得怀疑了。如果生态位是不断演进和精化的（或所谓山峦叠嶂），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进化过程不会导致任何可称为最优均衡甚至稳定均衡的东西。在这样的世界中，进化将不断开启新的可能性、新的组合形式。
即使是在无机物的世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演变：在任何给定时刻的环境中，只有少数几种元素能够存在于稳定状态。世界在不断的组合过程中持续演变，最终形成我们目前在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所看到的巨大复杂性。
进化不会导致最优性和稳定性，达尔文本人就曾提出过一种重要的证据，当然，他的动因完全不同。达尔文提到过不少有名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外来物种被引入到一个新的岛屿或陆地后，其适合度优势会使得它在新环境中大肆繁衍，并造成当地原有物种的消亡。达尔文把这些例子视为自然选择的力量发挥威力的证据（的确是的）。
与此同时，这些例子也是在生物进化世界中只存在非最优状态和非均衡状态的证据。比方说，假如北美生物种群在引入英国麻雀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最优的适合度水平，那么英国麻雀在到达北美以后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即便英国麻雀找不到自己的生态位，这样的生态位被其他物种找到的可能性还是可预期的。
因此，新物种的成功引入，是进化的不完备性和原有物种系统没有实现最优化的强有力证据。生存，只不过是相对意义上的较适合者的生存，没有理由认为存在任何绝对意义上的最适者生存，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可以对什么是最优的适合度做出清晰的定义。
如果我们生活在白垩纪时期，我们可以认为恐龙拥有较高的适合度。人们普遍认为，当它们难以适应快速的（也许是突然的）环境变化时，它们失去了适合度优势。然而，我们能够肯定它们不会在当前世界的某个角落再次拥有较高的适合度吗？
我们不能在当前世界看到它们的原因，或许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重新出现，而不是因为它们缺乏能够适应当前某种生态位的适合度。如果我们对于恐龙这种在以前的进化过程中实际出现生物的以上设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这种想法用于并未实际出现的大量潜在可能生物集合似乎就更为合理了。
没有目的的搜索
由此可见，进化过程的目的论是一种非常怪异的想法。进化过程并没有目的，它只是一个不断搜索和改进的过程，搜索本身就是最终结果。前文曾经提到，之所以可以把进化视为一种理性，恰在于我们无需对进化详加解释；重要的是适应，但适应是相伴而生的。
进化允许我们直接得出最终结果，而不必明确设定相应手段。但我们看到的恰好相反：至少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进化论详细阐述了没有导致任何可预测结果的手段（变异和选择过程）。从没有手段的结果到没有结果的手段，我们整整绕了一个圈。
不妨对人类文化尤其是科技发展做一番类似的探讨。科学和技术并不像汽车和发电厂那样是一种实物，而是使得我们能够创造这类实物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同时也使得我们能够思考是否以及在何种水平上制造和使用这些实物。由于科学技术使得我们能够更快地产生出替代物品并对它们做出更好的评估，因此科学技术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在生态位竞争模型、尤其是生态位扩增模型中，我们预期知识的演进应该是整体演进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我们在演进过程中唯一能够观察到的结果是思想的扩增，而思想扩增则进一步丰富了世界上已有的概念集合。人们可以把知识的这种扩增视为整个演进过程的结果，且自身就是目标的结果。
由于传统进化论的研究重点是对不变环境的适应，因此它探讨的只是结果本身。它探讨的结果是适应的结果，即如何最大化对于环境的适合度。不过，对于重点探讨生态位精化的那些进化理论来说，或许除了增加某种复杂性外，它所描述的生态系统并不是向着任何特定目标进化的系统。
世界或许只是一个闭合空间的想法，使得人们（至少我们中的部分人）不时心感悲伤。不少人年轻的时候或许曾为以下事实所苦恼：哥伦布已经发现了新世界，世界上已经没有尚待发现的另一个世界。太空旅行的动机之一，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到达尚未到达的新世界的机会。
显然，许多人向往一个开放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永远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好吧，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切应该知道的事情，已经做过了一切应该做过的事情。”一个生态位不断演进、复杂性不断增加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无论它还有什么其它性质，至少我们不会有这种苦恼！
结论
进化论确实进行了预测，它至少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世界是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世界，我们因此也就不必为之纠结。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化论是反乌托邦的。不过，尽管进化论提供了不少限制性条件，但我们却没有必要陷入最优化的紧箍咒之中。
进化论其实非常接近于前文（原书第一讲）提到的几个理性模型中的“行为理性模型”，它们都是缺乏远见的，它们所实现的都是局部极大值。我们最好不要把它们视为一种最优化过程，而是视之为一种机制，一种搜索到能够“改善”原有情形的新可能性的机制。
导读
曾佳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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