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的两年前，即年，在中国，在湖北，也有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转移：宜昌大撤退。
这场撤退甚至比“敦刻尔克大撤退”更艰苦，更为气吞山河！
年10月，武汉失守后，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入川门户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在3万以上。
宜昌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全部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它们若在宜昌被炸毁或被日军掠去，后果不堪设想！
但这场撤退又是何其难！诗仙李白曾感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时入川，既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的方式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
更为严峻的是，此时距枯水期来临只有40余天，枯水期一到，大型船舶就要停航。按照当时可调集的轮船运力，将这些人员、物资全部运到重庆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素称“川鄂咽喉”的宜昌在年成为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
宜昌城内一片混乱，敌机不时临空骚扰，人心浮动，惶恐不安。宜昌混乱的秩序让转运工作困难重重。
日军在步步紧逼，长江水位在不断下降。
撤退十万火急，看似不可能完成。
所幸，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挺身而出。
他是卢作孚，正是他几乎耗尽全部身家，才换得了撤退的成功。
如果说敦刻尔克的成功是英国上下一心的功劳，在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一人，居功至伟。
卢作孚出身贫寒之家，早年就一直寻求救国途径。年，他从创办现代航运企业着手，以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目标，成立民生轮船公司。民生公司在艰难起步后，经过几年时间即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
卢作孚被誉为“中国船王”。
在上海、南京沦陷后，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
抢运战略物资入川这一重担就落在他的肩上。
危在旦夕的宜昌，由于运输秩序混乱，影响了撤退进度。10月23日，卢作孚由重庆飞到宜昌，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他发现公司挤满了各路重要人物，到处是请客、交涉，又交涉、又请客，而运输的阻塞丝毫没有减轻。他不顾中国传统讲究的面子，有礼貌地但很坚决地说：“每一个人都明天见！把他们统统打发走”。随后，卢作孚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他制定了最适合当时形势的“三段航行法”，将宜昌至重庆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鉴于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艘，运载轻型物资。
另外，卢作孚将传统的客舱制改为座票制，取消二等舱，使客运能力增加一倍；公教人员座票半价收费，难童、伤员免费。
年10月24日，宜昌大撤退拉开序幕，关键时刻，中国人迸发出沉睡已久的力量。卢作孚在文章中形容,“这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宜昌大撤退转移了多家工厂、抢运了数以万计的专家、技术工人以及十多万吨物资设备。正是这些撤退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比起敦刻尔克大撤退，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事部门组织完成，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一个实业家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年元旦，卢作孚获国民政府颁赠杰出服务勋章，几年后，再追加为一等一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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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卫视《两岸秘密档案》
9月25日20:40
为您揭秘“大撤退船王卢作孚的关键四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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