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中医，以治疗骨科疾病见长。“文革”前他是达里巴乡卫生所的小所长，手下有十多个医护人员，打倒“四人帮”后在达里巴乡卫生院退休。从事了一辈子卫生工作的他，有了肝硬化病竟没有发觉，直到退休多年后身医院确诊才知道。我记得父亲离开达里巴屯迁居吉林油田新村后回来过一次，看到他走路有点“划拳”，才感到病情没有多少好转。他才七十刚过，觉得这个年龄身体还不致于这样。当时心里虽说不太好受，可没往更坏处想。他回到我的小家，我们就做最好的饭菜孝敬他，尽管条件差一点，看出父亲还是很高兴的。没想到不久他去长春大姐家竟在楼梯上呕了血。医院住院，原来竟是肝硬化导致的食道静脉曲张作怪，便产生了肝昏迷状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好转些才回来。没想到几个月后又吐血了，只好就医院。这次是活着住进去的，却没能活着出来。
我记得，十九年前就是今天这个日子的晚上，我陪护在父亲的身旁。九点多钟打完吊瓶后他说想坐起来。我和母亲把他扶起后给他穿上棉袄，他就倚靠着我在病床上默默地坐着，不说一句话。这是他躺了四十多天头一次坐起来，我紧紧地抱着他，攥着他的手，生怕他有个闪失。那是我第一次抱着父亲，也是最后一次，全然不同于他三十年前抱着我拍下我人生中的第一片相片时的欣喜。那时我刚刚而立之年还啥都没立起来，处于人生的爬坡阶段，只盯着前方的一点光亮，其他的顾及不了太多。现在想来，那三十年中，竟再也没能与父亲合个影留作纪念。三十年前在我生命的起点上，是父亲抱着我，在春城给我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三十年后，在父亲将要走到人生的终点时，是我抱着父亲，可我除了温暖还能回报父亲什么呢？我攥着父亲的手，却没能拉住——第二天一早他又昏迷了，九点多吐血，十二点心脏停止了跳动。
写了半宿，不知不觉天己亮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走向父亲。此时想起半夜起床时随意掉在地板上的三枚硬币的组合：5、1、花，觉得很有意思。是的，我要花，我要花钱买花，献花给日思夜想的父亲。
找宿
农历八九月份，正是农村老家脱坯扒炕的时候。先不提脱坯这活儿有多累，也先不提扒炕这活儿有多埋汰，要说的是炕都扒了在哪睡觉。我小的时候，每年家里扒炕了都去找宿。当然，找宿也不单单是家里扒炕了，有时家里来个客人住不下了，或者炕上用于孵小鸡崽啦等等，我们这些半大孩子都得自己出去找地方睡觉。我找宿的主要地点是大舅和大姨家。
大舅家穷，但热闹，左邻右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二大爷的都愿往他家凑。另外小哥小姐也没大上我几岁，我也愿意和他们玩。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找宿，他们家打扑克三缺一，我进了屋就赶紧过来趴在炕沿上抓牌。我两面的炕沿上，靠炕头的一边坐着小姐，靠炕稍的一边坐着我叫舅奶的张大蒙古。大舅坐在炕里，大冬天的只穿一条单裤，盘着腿。舅妈坐在大舅身后，给大舅缝着棉裤，还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大伙说着话。谁能想到和我打对手牌的大舅，单裤裆部开线成一个比嘴还大的口子，里面啥也没穿，弄得我头都抬不起来，可大舅全然不觉哈哈笑地说着手兴，可我又不能去提醒，只好说肚子疼了，一把牌没出完就跑向门外。这时竟听大舅说，这孩子，疼得真不是时候。
大舅是个要脸面的人，在晚辈面前，从来不把他的另一面面向我们。记得二哥在大队油坊，有一次二哥有事他顶班，我和小哥送饭时正赶上干完活大伙都要洗澡，可是只有他没洗，草草的换上了衣服，把他的油拌饭给我们吃了一些。困苦的生活也真是难为了大舅，在晚上睡觉时，他先是解开大棉袄，脱下后又披在连个背心都没有的背上，然后穿着二棉裤坐下，将被子盖在腰部就吹了灯。他显然是在被子里将棉裤脱下，从侧面取出来后，又再将大棉袄压在了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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