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人:理性的和自我实现的
克里斯·阿吉里斯
如其论文所表明的那样,西蒙教授仍然认为理性和自我实现是相互排斥的。尽管对每一个观点的深人探讨都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我的看法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寻求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整合。
一
我相信我对西蒙教授的观点的概括是准确的,而他却误解了讨论的要点。比如,我并没有混淆内部组织环境对员工的影响与管理者对员工的影响。其中的要点在于管理者是组织的代理人,且对于组织内部环境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从行政的理性人理论出发,我们依次观察内部的组织环境、管理者、任何有权实施管理控制的人,等等,仍然可以发现,若从下属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因素通常都能对该下属产生类似的心理影响。
我也没有混淆“是”与“应该”。如果一个管理者读了西蒙的书,如果这本书(描述性地)教导他“组织造就和熏陶”其员工,组织要管理“影响的内在化,因为它将组织希望实施的决策准则注入了员工的中枢神经系统”,如果这个管理者将这种描述性主张转化成他的管理理论,那么,诸如“熏陶”等就会变成他的责任。我意识到西蒙并不认为他自己要对管理者将其“是”之陈述转化为“应该”之行动负责。我认为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我们是有责任的,冈为我们提供了行动者据以选择行动方式的组织模型。
同样,我同意西蒙的一个观点,即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叛逆都没有成功。然而,我坚持认为,我们要部分地对这一叛逆负责,因为我们没有提供任何远超越传统组织模型的替代物(从权力的使用、工作的专业化、形成服从、封闭和不信任等这些方面来看)。
我知晓科学的经验证据的要求,但是,确定的是,应该为不止某种类型的文章留有空间。如果人们在科学的经验证明的基础上来评判贡献大小,那么,西蒙的光辉著作《行政行为》就决不会成为经典之作。而列维的作品只能作为一则轶闻的证明,因为这是唯一可以获得的证明。此外,两蒙教授的反驳包含着几个没有事实证明的归纳。例如,他毫无证据地(我相信他在这种情形下这样做是合适的)断言,下列陈述是“被绝大多数观察者接受的”:“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信息)系统被设计得如此简单，不能为管理者提供对他们的决策来讲最相关的信息。”
在前述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中,我发现另外一种情形似乎更加有道理。管理者很少抵制或害怕原初的、不完整的信息系统。实际上,他们喜欢维持这种系统,并战胜它们,因为这些系统是如此地脆弱。然而.当你要他们想象一个可以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数据的信息系统时,他们滑稽的抵制就变成了深深的畏惧,因为他们将意识到(我错误地相信)他们将失去很大一部分自曲行动的空间并将体验心理上的失败。
作为将信息系统引入国务院的黑奇委员会的成员(就一个可获得的例子而言),在信息系统真的会变得更加先进、更加完整的那些日子,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就开始产生一种巨大的畏惧。对于我的这个观点,操作研究领域的两位领军人物都是同意的。
二
为了整合理性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有必要对西蒙教授关于我的立场的三个断言加以评论。
我不反对结构。如西蒙教授所知,我曾指出,有四种不同的组织结构的设计,每种结构都有其自身的决策规则。认为正式结构压制了人们奉献和创造的能量是一回事;认为结构是恶魔、个人是天使是另一回事(甚至西蒙也知道这是一个滑稽的观点)。
我之所以对组织取得了什么成绩(在达到日常目标方面)甚少,并不是因为它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我之所以于组织的内在运作和程序,是因为我相信如果组织设计和管理理论不是被扩大到包含我关于人的观点在内,那么,组织就不能够继续其显著的成绩。诚然,组织生产了高的经济水准,但它们也(无意识地)对许多参与者来说,生产了低质量的生活,而这种低质量的生活也对产出产生了影响。西蒙教授指出了组织的产出,但是,没有提及最近几次民意调查显示的在全国范围内对于公共的和私营组织不信任的上升。
是的,我的确关心下属相对于他的上司来说的不同的权力。在较低的层级上,权力是关键的,因为组织是被这样设计和管理的,以至于获得权力是雇员能够带来改变的少数成功的手段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工会在过去发展起来,也是为什么近来准工会在国务院里发展起来。
在较高的层级上,权力也是重要的。然而,我同意西蒙教授的观点,归属的需要和成功的需要是同样关键的。目标的成功是集中型治理变量的一部分,而归属则是产量的一部分。我在十年前发表的一个模型中已经探讨了人际间的归属问题及其与权力和成功的关系。
如果我们想激发一种联结理性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的兴趣,那么,对自我实现的漫画式的描述就是特别不幸的。我试图区分马斯洛对于自我实现的综合性观点和我主张的更为严格的观点,大约15年以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尝试提供一个关于我理解的自我实现的定量测量,大约在10年前,我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来发展关于在较高层次的同一现象的定量指数。
关于情感,我们研究的最初目的通常是提高组织中的理性活动的有效性。问题不在于西蒙没有意识到情感的存在;而在于他是如何讨论情感的。举四个例子来说:
1.被感知的个人冲突被定义为以下因素的函数,即替代物的主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相容性以及主观不可接受性。这种概念化主要是从认知信息过程的角度来看待现象,这是一种有效的观点但也是一种有缺点的观点,我已在我的论文中阐明了这些缺点。
2.西蒙将他的工作置于连续体的一头,在另一头——被标上了情感和感情的标签——他则安放着布鲁纳、波斯特曼、艾赫和巴勒斯的工作。前两位是认知心理学和学习理论的贡献者。艾赫和巴勒斯则是经验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达尔将西蒙关于人的观点置于经济学理论家和前面提到的社会心理学家之间。然而这些人的工作都没有讨论我呼吁考虑的人的模型问题。
3.“人性!真是个魔幻般的格言,它以魔法抹去了我们智力上具未处理的问题”。
4.关于带有强烈情感以及认知成分的识别机制,西蒙是这样表述的:
我目前的想法是要更强烈地强调认知因素,而不仅限于我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这实际上是我最初的想法,但是由于当前社会心理学总是倾向于情感而不是认知解释机制这一时尚做法的影响而显得摇摆不定。
对我来说,理性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自由的枷锁。理性是我关于人际能力获得观点的一个基础,也是近来对训练小组实践者的反智识主义进行反击的基础。一种不鼓励讨论感情以及负载着感情的实质性议题(当它们相关时)的组织设计和管理则是这样一种枷锁。我认为,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来说,在以理J跬人假设为基础的理论家的著作中乏善可陈。如果他们想整合他们的研究和我们的研究,那么,他们对这一主题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最后是关于描述性活动与规范性活动的对比。我的观点并不是说描述是不必要的或不重要的,而是认为:
(a)对于那些建立在一个关于人的扩大的、更为复杂的模型基础之上的新的组织模式,理性人理论家并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
(b)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观点是,所有的描述性社会科学研究都可能是规范的。如果社会科学世界从根本上看是一个惯例,那么,我们所描述的所有内容都是具有规范立场的。
绝非偶然地,在阐明描述性研究带来变化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时,西蒙强调的是“各种罪恶”的例子(如奴役、城市贫民窟、战争等)。描述性工作之所以有助于在那些条件下产生变化,是因为它描绘了一个有悖于我们所信奉的理论和渴望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西蒙能够称之为“罪恶的”原因)。如果所有现存的研究都是理性人理论的话,对组织的描述性研究就不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在使得理性人理论更加有效的方向上,变化或许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竟争性的理性,那又是什么使得人们对理性人观点的不完整性失望了呢?
三
我想发出两份邀请。一是邀请我们双方就“同样的”现象开展联合研究,以便我们能够开始就相同之处与相异之处作出建设性的和补充性的主张。二是邀请第三方学者对我们之间的争议开展研究。我相信西蒙教授和我自己已经在我们各自的论文中作了一些有益的贡献。我也相信我们有时无意识地极端化和误解了对方的观点。输赢动力学可能更容易使得彼此各自准备好进攻,但是这样的动力学却妨碍建立必须要有的沟通彼此的桥梁。最近,敦勒特教授和我参与了对我们争论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由阿尔德费作出的。我俩都发现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学习体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关于这些争论的情感动力学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也许就能够将它们对知识发展的无意的、妨碍性的后果降到最低限度,并推进整合情感与理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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