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代末，中国政府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对外向世界敞开大门，在经济领域吸引外资；对内则给予国企管理层更多决策自主权。年代后期，改革又逐渐从企业层面向所有制变革和完善市场机制等经济体制领域过渡。不管从规模上，还是改变人类命运的意义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堪称人类有史以来少有的伟大变革运动，而国企放权正是引发这场伟大变革运动的扳机。
改革开放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年恢复高考后，我有幸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并于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科技协会下属的北京市科技进修学院，从事对科技干部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两年后的年初，我看到由中国国家经委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欧管理项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前身）发布的MBA学员招生广告。当时我根本不明白MBA的含义，误认为是硕士研究生项目，于是前去报名，并有幸在年6月通过笔试和面试两轮筛选后，成为第一期中欧MBA学员，与其他来自北京和无锡的35名学员于同年9月入学。年1月，我结束了MBA两年的课程学习，与另外3名同学赴英国卜内门化学公司（BrunnerMond）实习。年7月，公司实习结束后，我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总部被授予中欧MBA学位。
早在公司实习之前，我已经报名参加中欧管理项目的博士研究，并得到中欧双方批准。我在年7月获得MBA学位后，直接飞赴英国阿斯顿大学，跟随在组织行为学领域著名学者JohnChild教授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在选择课题时，Child教授和我都希望研究当时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我在MBA学习期间的项目学习单位也是北京的一家国企（即案例中的重型电力设备厂），对该企业自年之后的变化非常熟悉。此外，在年上大学之前，我曾经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做过两年机修工人。因此，我对企业并不陌生，而且对管理研究课题情有独钟。在阿斯顿大学一年预备课程之后，经与Child教授讨论，我最终选择研究国企自年至/年组织决策的变革为博士题目，并以纵向比较的案例研究为主要方法。由此，我不仅成为早期改革的在场者，而且也成为剖析早期国企改革过程的研究者。回想起来，实是幸运至极。
我研究的案例企业为中欧管理项目选定的6家北京国企。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中欧管理项目。中欧管理项目全称为“中国—欧洲管理项目”（China-EuropeManagementProgramme），由国家经委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合作于年在北京成立，其初衷是为中国企业和在华运营的欧洲企业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双方决定引进具有欧洲商学特点的MBA项目。据笔者所知，这是中国内地首个MBA合作办学项目。该项目于年更名为中欧管理中心（ChinaEuropeManagementInstitute,CEMI），后从北京迁往上海并于年11月更名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EuropeInternationalBusinessSchool,CEIBS）。
中欧MBA的教学内容和学制主要参照欧洲模式，其师资由欧洲几家著名商学院的教员兼任，采取全英文教学。我们入校后的第一个学期是英语强化学习，而专业课则从年3月份的春季学期开始，每学年三个学期，每学期两个月，学习三门课，合计18门专业课。专业学习在年12月结束。按照项目规划，全体学员由欧洲公司挑选并从年1月至6月到对应的欧洲企业进行为期半年的公司实习。
中欧项目在教学方法上很有特点。首任欧方主任MaxBoisot教授提出了“项目教学”的设想。具体做法是：将MBA学员分为若干项目小组，每组5～6人，以一家指定的当地企业为样本单位。项目小组成员在每学期课程结束后，深入该企业结合所学课程内容进行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然后向任课教师汇报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问题解决方案并根据教师反馈意见形成小组项目调研报告，再由任课教师对小组项目调研报告评分并计入小组成员成绩单。
在学习期间，我有幸结识数位来自欧洲大陆和英国等地商学院的教授，包括后来成为我博士导师的Child教授。Child教授时任英国阿斯顿大学商学院院长，并于年前来中欧项目讲授《组织行为学》课程。组织行为学的内容，特别是激励、组织结构设计和组织文化等内容，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扇知识天窗，使我窥测到组织管理学说的魅力，也促使我决心跟随他研究中国企业管理。中欧管理项目的另一个目的是从MBA学员中挑选管理教学师资的后备力量。我有幸被选中为首批三名师资人选，并获得Child教授接受赴阿斯顿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相关资助则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负责。
当年英国博士教育体制以师徒制为主。我在阿斯顿大学第一年的学习科目和内容全凭导师决定，而学院为研究生只开设了计算机应用和研究方法论等很少课程。Child教授指定了几部经典文献，然后以每周或者两周一次见面讨论的方式考察我的学习进展。第一个学期我读了大量的组织行为学著作，如西尔特（RichardM.Cyert）、马奇（JamesG.March）、明茨伯格（HenryMintzberg）、奥尔森（JohanP.Olsen）、佩蒂格鲁（AndrewPettigrew）、斯科特（W.RichardScott）、西蒙（HerbertSimon）、维克（KarlE.Weick）等，以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经济学文献，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默顿（RobertK.Merton）、诺斯（DouglasNorth）、帕森斯（TalcottParsons）和韦伯（MaxWeber）等学者的经典文献。期间，Child教授给我出了几个题目思考，其中包括“哪些政策和制度对国企放权有促进或者阻碍作用？”，“国企改革对企业组织内部的党政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政策与制度方面的课题。
我在阿斯顿大学第二学期的阅读重点转向组织决策和研究方法论。决策一直是组织管理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在年代兴起，在至年代吸引了众多优秀学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