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明：男，年进藏，曾任西藏医院院长、定日县卫生局局长。年返沪，医院职工技术协会主任等职，退休在沪定居。
口述：李克明
一
年9月，我从上海二医大毕业，与同学谢白羚一起志愿赴藏。到拉萨的时候正赶上共和国26周岁生日，我们应邀参加了自治区举行的国庆晚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亲手给我斟了一杯茅台酒，用汉语说：“西藏人民欢迎你们。”我一饮而尽，心想：“我不能让你们失望！”
当年12月7日，医院的老院长借了12匹马，整整一个马队，驮上医疗器械、药品、我的大量书籍和一点简陋行李，老院长亲自送我到紧靠中尼边境的绒辖区。路上走了三天。第一天从定日走到加布拉边防站。第二天从加布拉继续往上走，要过一座山“富士拉”。这山与日本富士山同名，“拉”在藏语里就是“山”的意思，但比日本富士山可要高多了。我们越过的山垭，海拔为多米。我是第一次到达这样的高度，高山反应很厉害，还好挺过来了。过冰坡时，马蹄打了一下滑，“哧”地一下，连人一道顺冰坂滑下几十丈远。还好停住了。我这匹坐骑很坚强，我爬起来一拉缰绳，它就挣扎着站起来了，没事。只是我带的照相机禁不住考验，摔坏了。当天走到绒辖区的第一个村庄达章宿营。从这里到我工作的区委所在地，还要再走一天。
绒辖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珠穆朗玛峰西南麓，与尼泊尔国交界，是两列青山夹峙中的一片长谷。我住的村子海拔虽然也有多米，与拉萨差不多，但受孟加拉湾季风影响，温湿多雨，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这里的气候呈垂直分布，山体明显分为四段：山脚这一段是温带乔木，一片苍翠，夏天杜鹃花、茶花盛开，漂亮极了；上面是耐寒的灌木林，再上面是裸岩，裸岩上面就是终年不化的冰峰积雪。下雨时，经常看到上面下的是雪或冰珠，下面下的是雨，山腰白雾缭绕，迷蒙多姿，景观极为诱人。
出诊途中
这个地方极为闭塞。年11月7日才有人民解放军进驻，所以那一天也就是当地“解放”的日子。我去的时候，当地还没有搞民主改革，还有农奴主、农奴。贫富悬殊，富的金银百万，穷的一无所有。绒辖沟一共有一百多里长，老百姓居住极为分散。
从最高处的村庄到尼泊尔边境处的居民点，大约要走两天多。我是当医生，服务对象是全部居民多户人家，口人，还有驻军。我去之前，当地只有两抽屉药，一位当地的卫生人员。老百姓对现代医学还基本上没有多大接触。开始时我给病人打针，他们常常想不通：“我明明头痛，安姆吉拉（藏语“医生”）你为什么不往我头上打针，反往屁股上打？”
有一天深夜，孕妇扎西央金难产，小孩的一个手从阴部伸出都快两天了，还是生不下来，眼看大人也不行了，她丈夫才来敲我的门：“安姆吉拉、安姆吉拉，快来看看，我老婆不行了。”我挎上手术包，随他急赶了大半天山路，到了一个叫陈塘的小山村，一看，小孩的手都已经发黑了。用听诊器一听，胎音早已没有了。我急了，问：“为什么到这时候才来叫我？为什么早不来叫我？！”她丈夫嗫嚅着说是不好意思。我说，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人命要紧！如果早叫我，孩子大人都能有救，现在孩子早已死了不知有多少时间了。他们一听孩子死了，痛惜得都哭了。我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救大人要紧。死孩子出血很厉害，弄不好就是孕妇大出血。当时已经不敢用催产素了，我只好毁胎，胎体一取出，马上用止血药，总算将血止住，母亲得救了。因为胎盘处理得比较干净，又调养得比较好，大约两年以后，扎西央金又怀孕生了孩子，她丈夫陪着她带上点礼物特意来感谢我。
我在那儿是个全科医生，因为就我一个大夫，内外妇幼骨科，样样都得我来干，有什么问题都得我自己解决。比方说有人砍柴从山上摔下来了，颅脑外伤、血肿，都得我处理。病人骨折了，我马上就要劈开木材给他做夹板支架。手术，从开阑尾炎到输卵管结扎，都得给他们解决。
最好笑的是，一天夜里，一个村民仓皇跑来喊我：“生不下来了，生不下来了！”我以为又是一个难产妇，马上抓起药包跟他跑去。不想他把我带到了牛圈，原来是母牛生不下小牛。我又气又好笑。不过既然半夜漆黑那么多路都跑了，牛对农民也不是一件小事，也得管。幸亏那天我带的催产素多，牛的剂量要比人大30到50倍，我用一个最粗的针管，给母牛打了一针催产素，又观察到天亮，小牛终于生了下来，胎胞也是完整的,总算松了口气。以后老百姓传开了，马有病也来找我，羊生不下小羊也来找我，因为这条沟里根本就没有兽医。逼得我不得不找来兽医书自己钻研。
有一天我在一个半山腰碰上一个人，他砍柴时斧子头突然掉了，飞到半空掉下来，斧刃恰好砍在小腿上，膝关节下面皮肉都翻开来了。当时血止不住，只有马上把它缝起来。我是路过，根本没带药包。怎么办？我当时只好叫他们找一根大号缝衣针，再拿一点羊毛线，那是他们手搓的，你说有多粗。没有消毒的东西，老百姓有白酒，我叫他们拿白酒来当消毒剂，唰唰几针缝好，压迫止血，把血止住再说，过后我拿药来再给他处理。结果后来也长得蛮好。当地老百姓过去从来没用过抗菌药，所以不管是磺胺类的药还是青霉素之类，一用就灵。我在那里开个阑尾炎，让病人吃上两天四环素，第七天来拆线，一点没事。而且多数时候我还是露天开的刀。两块板子一搭就是手术台。
有的时候是在老百姓家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有一次，我到县里取药，回来时坐车到定日区，然后一个人骑了匹马，带了很多药，急着往绒辖赶。没想到正好遇上大风雪。我在加布拉稍稍避了一阵风雪，到要过一道很深的河时，已经半夜12点多了。天太黑，我和牲口都走累了，我的电筒又快没电了，萤火似的照不清路。过桥时一滑，连人带马都摔进冰河里。当时已经11月底，河水冰得骨关节刀扎一样痛。好在马会浮水，我推着马屁股游回岸上，药品和区上同志托我带的白糖、盐巴全损失了。为了不冻死，我赶着马拼命走了两三个小时，碰上一户老阿妈家，人家家里有事，按习俗不能住到里边，就让我睡在她们家的柴禾垛里，还给我点了一小堆篝火，让我烤烤衣服，还给马喂了一点马料。这就很不错了。只是我到县上来回半个来月交涉讨药、艰苦跋涉的成果，完全付诸东流。心里难受极了。稍许休歇一夜，第二天不得不重新返县里取药，没有药我没法子工作。
二
我们那里到县上通常骑马要走四天，还只是到公路上，从那儿到县城还有72公里。老百姓过境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倒近，两三天时间就到了。所以到了大雪封山时，我们就托村民给我们到尼泊尔捎一点日用品。绒辖这一带币制很乱，有人民币，有尼泊尔郭章，还有印度卢比。不过老百姓好像不大认得钱，主要是物物交换。供销社运来的内地茶砖，在这里是一般等价物。内地的胶鞋这里也比较受欢迎。买一块做裤子的布料，这里不用尺量，以自己的肘尖到中指端的距离为一肘，两肘加张足手指的一扒口，西藏叫一托，就刚好够。布料是韩国产的，质量还不错，大约值五六块茶砖。两双胶鞋就能换一块西藏人很喜欢的瑞士瓦斯针手表。这种手表是二战时炮兵用的，主要的特点是抗震性能好。不过由于这是属于海关禁止的走私品，我一块也没换过。尼泊尔自己出产的东西大约也不多，老百姓从尼泊尔换回来的挂面，是上海产的鸡蛋挂面。
环境虽然艰苦，但我对那段生活很留恋。我在那里干的时间长了之后，局面就慢慢打开。老百姓都对我很好，一天“安姆吉拉”“安姆吉拉”地叫我，还给我起了个藏族名字“尼玛维色”，意思是“太阳的光辉”。这里有一个原因：中央对西藏群众特殊照顾，当地老百姓看病都是不要钱的。不但看病给药不要钱，病人远道而来，如果附近没有亲戚，我还得给他们管饭。有时碰上孕妇难产或别的伤病失血过多，家庭经济上又比较困难，我还得买上一只羊或几听大肉罐头给病人送去让她补补身子。这倒不是我存心要发扬什么风格，自然而然就得这样做。老百姓就这么个条件，我当个医生总盼着自己治过的病人早点康复吧。月月工资因此用得精光。好在我那时还是单身汉，也不在乎。那时我工资也不高，每个月百把几十元。但物价也便宜。一只羊通常五六元，花8元能买很大一只羊了。有一次我们区里十几个干部每人凑2元，一共凑了40元钱，买了一头很大的淘汰牦牛，杀了之后光肉就一人分了一脸盆半。还有一次，我托人花两块钱买了一头毛驴，杀了之后，供销社把皮当药材收了去，给了我2.5元钱。等于我白吃了好几天驴肉还赚了5毛钱。原因是当地藏族群众根本就不吃驴肉也不愿杀生，毛驴不能役使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这里的老百姓，包括经常过境来找我看病的尼泊尔边民，一般都淳朴而厚道。跟你相处熟了，信赖你了，对你就真是好，有危险时豁出命来也要保护你。他如有什么好东西，你尽管拿好了，他不在乎。我在那儿好几年，常常有老百姓上山采了虫草，一大把一大把，往我窗口一放就走了。
所以我在那里待得越久，感情就越深，对他们的疾苦也就越了解也越关心。
三
那时还有土匪，区上的干部人人都配备了枪。土匪主要抢劫老百姓的东西，也搞一些破坏，比如拆毁木桥，烧我们工作人员的帐篷等等，有时也抢我们这边比较好看的姑娘。他们只要一越境过来抢老百姓东西，我们就配合部队去追剿。有时候他们抵挡不住，就放狗来咬。十几条狗拦在路当中，汪汪吠着拦截我们。我用二十响驳壳枪打狗。这些狗都很凶猛。有一条狗我已经打得它肠子都掉下来了，还拼命扑上来要咬人。
还有些土匪是搞政治情报的。年区里就抓了一个特务大格桑。年5月1日又抓获了特务股匪的副司令占都。他先是派手下的人进来搞情报，后来怕不确切，自己一个人溜进来核实，躲在一个山洞子里，被我们堵住了。我们的区委书记达瓦次仁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很机警灵活，胆子也大，闯进洞子，枪对枪把他掏了出来。上级让我和区干部大尼玛立即将他押到加布拉，加布拉那时已经通公路了，地区公安局来车到那里接。不巧那几天因为没吃的，我们挑野菜吃，我不知怎么吃坏了肚子，一小时拉好几次，人一点力气也没有。大尼玛又是个近视眼。但任务下达了，没什么好讨价还价的。当时情况确实紧急。我们区里没有多少干部，一共也就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火力不强。最好的武器就是我的一把铁柄冲锋枪，可是射程也不远。占都股匪有几十个人，就在边境那边不远处活动，如果他们发现副司令被捉，很可能越境来抢。所以必须立即送走。白天隐蔽，天黑再走。一共押他走了两天三夜。
这个特务头子训练有素，确实非常狡猾。我们押他在边境线上走时，他不时故意踢动石头什么，让它骨碌碌滚下山坡，尽量弄出声响，希望引起别人注意，好将消息传到他同伙那里。这事被我们阻止后，到晚上他又要求抽烟。显然是想用火光打信号。我说你要抽烟可以，我给你找一个背风角落，你脸朝里抽。到了第二天，大尼玛已经走不动了，我一路拉肚子，更是脚步沉得像拖着磨盘。占都看出是机会了，趁大家坐下来歇口气时，他突然一蹦起身，撒腿就逃，如过了一道山梁就是国境线。幸亏我还算警觉，他一逃，我就一个鱼跃扑了上去，他一个前跄摔了个狗吃屎，差点儿把脸都磕破了。过后他大约也看出没有逃跑的可能了，就老实了下来。我们一路也给他吃的，不让他饿着冻着，终于平平安安将他押到了目的地。地区公安局和我们定日县公安局的领导都已经在加布拉公路起点处那里等候着。
四
对西藏的农奴制度我没有研究。绒辖作为一个边境地区，它的农奴制度可能也不典型。粗略的感觉就是农奴主与大多数老百姓的贫富相差太远。好多老百姓家没什么财产，能有吃的就不容易了，要不然我这个医生也不至于总惦着买东西让病人添点营养。但几家领主家，穿金戴银真有钱。房子高大壮观，也和老百姓的完全不一样。20世纪70年代中期，连上海还不大见收录机，这里有的人家就有菲利浦音响。还有不少国外进口的奢侈品。他们的孩子个别的也有送到国外上学的。
有一天，某领主家一个小哑巴到我这里来，哭得很厉害。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比比划划的也表达不清楚。旁边有穷苦老百姓告诉我，说这个小哑巴下地干活回来晚了，领主说他是偷懒，打他，打得很厉害。我把他送回去，向领主问明情况，说了一些好话，这个事就算了。过了几天，老百姓又来叫我，说小哑巴砍柴从山上摔下来，伤得很重。我马上赶去，一看小哑巴头上腿上伤势都很重，皮肉都翻开来了，立即给他缝了十几针。包扎处置好后，我对他主人说：“这个孩子很苦，这次伤得又重，你多照顾他一点，这几天就不要叫他干活了，你如果到外面请人来干，工钱我付好了。”那些农奴主对我倒是非常客气，不管我说什么他们总是“勒斯勒斯”答应得好好的。没想那天我一转身刚走出去，就听见院里他又叫骂起来。我那时还听不很明白他叫骂些啥。后来附近的农奴悄悄告诉我，说那天领主抡着鞭子骂小哑巴，说今天耽误了那么多活，要是不马上补上，今晚你就别想睡觉。小哑巴吓坏了，怕又挨鞭打，只好一拐一拐又去干活。有的农奴主家养来看家护院的狗多而且壮，十分凶猛。有一天我到老百姓家看病，突然领主家的狗窜出来，将我小腿咬出很大一个口子。我手头有枪，可有个民族政策管着，不能打，只好自己给自己缝上几针，一瘸一拐地继续给群众看病。
年底，上级决定在我们那里搞土改。我参加了土改工作组，帮他们查经济、划成分。我们当时在边境地区实行的土改办法非常和缓，主要一是把农奴解救出来，免除了他们对领主的人身依附；二是实行减租减息。也就是把农奴主变成纯粹的地主，不动他们的土地私有权，只是减轻一点剥削程度。对老百姓来说，总还是稍宽松了一点。
搞完土改，除治病外，我的精力又转移到为绒辖老百姓办电上来。我趁休假到上海、天津、江西，到处考察，发现江西有一种天津设计的小型水电站设备，使用高水头小流量冲击式发电机发电，恰好符合我们那里山高水流小的特点。我当时买了七套发电机组，计划每个村子都安装一台。钢管我没买，用的是西藏地质队钻探废弃钢管，从法国进口的。最困难的是公路没修通，汽车开不进，发电机的主机又太沉，牦牛驮不动。我把主机卸开，化整为零，包在麻袋里让牦牛驮，随即发现这样也不行，有些精密部件牛驮怕磕坏，我和雇来的几个老百姓民工就自己背。一百多里山路，我们整整背着走了七天。晚上搭个小帐篷，铺两块羊皮，就睡在雪地里。那是真苦。总算人背肩扛，弄了进来。头两个电站建好后，虽然一个只有8千瓦多点，大的一个也只有11千瓦多点，不过我们大的居民点也就是二三十户人家，用以照明，绰绰有余了，连老百姓家的牛圈我也给拉上了电灯。我还从上海买了些高压水银灯，入夜一个小山村几十盏灯一亮，像撒下一片璀璨的夜明珠，相当壮观，老百姓高兴极了。
遗憾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将所有的小电站都亲手建成，就被调到县上去了。老百姓和区里的同事都舍不得让我走，我心里也很难受。临别时喝了送行的青稞酒，一路哈达一路泪，一直把我送到定日县城。
五
调我回县，医院的老院长调到地区卫生局了，他希望我上去接班。可是到县以后，上面给我的任命是当副院长。我说：副院长我不当，要当就当正的。否则就好好当个普通医生。因为这医院按我自己的想法搞好。后来上级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任命我为正院长、县卫生局长，让我放手干工作。我当了四五年院长，后来为了培养藏族同志，又主动让贤，自己一边协助新任藏族院长，主要精力用于抓我自己倡导成立的珠穆朗玛抢险队和珠穆朗玛基金会。还协助县里建了一个较大的水电站，并建了一个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这个卫星地面接收站，在西藏边境各县中，不算第一个建成的，但却是第一个开通的，从此当地干部群众就能看到当天的中央台节目。搞这些分外事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因为除了医学之外，我就是对机电类的东西感兴趣。特别是对内部的机电结构感兴趣。如果能省钱而搞出同样功效的东西，就更来劲了。西藏别的县搞地面卫星接收站，听说要花多万，我们县的只花了7万元。当然能做到这样，主要靠各方面，尤其内地同志对西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基金会的事说来话长。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坐落在中尼边境，中国一侧就在我们县境内。定日县的绒布寺在珠峰脚下，海拔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寺院，附近已经成为世界珠峰登山运动的大本营。这里也是世界旅游的一个热点。一般来说，世界各国的登山队或旅游团队都配有足够的医疗力量，但有时也有零散人员突然发病，或者个别危重病人随队医生处置不了，就会送医院来。
有一次，一位日本大学生叫尹地真，毕业了到中国来旅游，在珠峰脚下突然患急性肺水肿，昏迷了两天两夜，没办法才送到我这里。他是我抢救的第一个这类病人。我们抢救两天三夜，终于将他给救过来了。然后我亲自开车将他送到日喀则，在日喀则又让他休息了两天，随后让他到拉萨直接飞回成都。
还有一位宫崎智子，也是位日本友人，41岁了，是个老姑娘。她参加一个豪华旅游团来定日，也是得了急性肺水肿，已经完全失去知觉，大小便都失禁了。送来时我们已经睡了，马上起来抢救。当时已是严冬，病房太冷，我让他们将病人直接抬到我的床上，我和几位藏族护士一夜没睡，一边处置一边观察，第二天她终于苏醒。治愈出院后，她回到日本，在日本一家大画报上，专门配发照片写了篇文章，感谢我们的救命之恩，称我为“救命恩人李先生”。
由于长期的摸索，我对治疗急性肺水肿为主的高原性急性心血管系统及呼吸系统疾病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抢救办法，效果不错。
医院自己有两间房子，这两间房子同时也就是急救室。里边随时都备有两个大氧气瓶和其他一应药物及医疗器械。当地的登山、旅游部门也了解这个情况，半夜有了危重病人，干脆就直接往我住处送，这样处置能更及时一点。
我们救治过的外宾，回去后总是到处传扬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微劳，渐渐地国外媒体也不断报道我们的情况，世界登山界和新闻界都知道中国定日县有一支志愿的登山医疗救护队，称我是世界之巅的“herodoctor（英雄医生）”，感激整夜整夜守护他们的充满爱心和奉献精神的藏族护士。国外的一些个人和慈善团体主动与我联系，提出愿意捐赠我们药品和医疗器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藏对外开放的力度急骤加大，到定日来的外宾越来越多，这种突发事件实在太多了，有时一年就要收治六七十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危重病人。我们也确实感觉到人力物力上的沉重压力。于是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发起组织了一个民间性质的“珠穆朗玛基金会”，接受了国外一些友好人士和慈善团体的实物和现金资助，改善了我们的医疗条件，并使我们有可能抽调若干力量组织一支精干的珠穆朗玛冰峰抢险小分队。对外交流扩大的结果，新的信息进来了，新的药物进来了，新的医疗设备进来了，甚至还能接触到世界上最新的医疗观念。我们当时得到的若干药物，一直到我调回上海后，上海才刚刚与国外合作引进开发；我们当时已经拥有的若干医疗设备，医院当时也还没有。美国旧金山市的前市长黛安·法因斯坦的丈夫、银行家理查德·布鲁姆赠送的那两台福特牌八缸救护车，性能确实是好，只要有平坦一点的路，开起来的感觉像开飞机一样，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我几乎是在自己的事业最辉煌的时刻突然离开西藏的。当时我妻子准备出国深造，孩子年龄很小，年迈的父亲又在生病。我五岁丧母，当工人的父亲，为了我和弟弟，终身未再娶，含辛茹苦将我们拉扯大，非常不容易。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再不顾我年迈的父亲了。我对我的同学好友，当时在西藏那曲地区当副专员、现在刚调回上海的杨晓渡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留在西藏继续为国尽忠，我是只能跑回上海去尽孝了。”
临走的时候，我把我在西藏十多年积攒下来的几万元钱，全留给了定日人民。一部分捐赠给学校的藏族孩子，给他们买书籍、本子、铅笔和足球、篮球，学校房子塌了，给学校盖校舍盖礼堂；一部分捐给定日县农药公司，让他们盖药品库房。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库房，农药堆放在外面，老百姓牲口舔吃了就毒死了。我不是钱多得没地方用。当时我的家庭正是要用钱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后，全家吃过很长一段时间咸菜萝卜干。也不是我不知道珍惜钱。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十来岁上小学时曾经自己攒到过一角钱，走了十几里路想到上海西郊公园动物园玩玩。这是我多少年的梦想。可是到公园一问，门票正好就是一角，我又犹豫了，在公园门口走来走去，转了好几圈，钱在手心都捏出了汗，到底还是没舍得花掉，又高高兴兴唱着歌走路回家了。因为当时我省下这一角钱，就能给自己买五支铅笔。
临走时，我兜里连飞机票钱一共揣了元人民币，肩上背一个比学生书包还小的包包，自己骑自购的摩托车从定日赶到拉萨，把车子一托运，只身飞回了内地。这样做了之后，经济上确实拮据了一个阶段，但心里坦坦荡荡，心安理得。
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和自己的祖国一道，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将一生中最好的青春岁月，都交给了贫穷艰苦的边疆、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些曾经在西藏工作过而今返回上海的同志们，还在用各种办法继续为西藏出力。我一直记得中央领导同志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大庆时说过的那段话：“我们许多汉族干部，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为西藏人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作出了贡献，有的积劳成疾，有的还光荣地献出了生命，党中央、国务院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这个会我也参加了的，亲耳听到这些话，当时心里一酸，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我们在西藏承受了的、付出了的一切，都无须回报也不可能回报，只要能有这一份理解，就足够了。我对自己已经走过来的路，不但无怨无悔，而且深感珍惜和欣慰。因为我们确实是经历过了也奋斗过了，对自己的祖国对兄弟民族尽了心也出了力。也许我们走的路，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有点奇怪、甚至难以理解，但正如作家梁晓声说的那样：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别人说我们好或不好，“独特”本身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