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书：接触到世界的真谛
01无论我们怎样评价高群书的电影，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今中国电影的语境中，高群书是一位特殊的导演。
高群书的特殊性首先是因为他成为导演的经历。他和我们现今所谓的“第六代”导演们同龄，却并非电影学院毕业，亦没有经历从地下到地上、从艺术到商业的过程。大学时期的他主修新闻并想成为作家，之后进入电视台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长期混迹于社会，当过摄影，拍过广告，开过公司，做过监制……在拍摄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电视剧之后，他因电视剧《命案十三宗》和《征服》迅速蹿红，终于得到拍电影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个“野路子”的导演。他的这一经历造成了他的作品和“第六代”导演们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却并不意味着“独一无二”。
真正使高群书“独一无二”的是他所带有的特殊类型标签。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高群书作品都以两个特殊群体为描写对象——警察和罪犯。当然，在电影工业发达地区，导演和类型之间的挂钩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比如说，在香港，周星驰意味着喜剧片，成龙意味着功夫片，徐克意味着武打片。所谓“类型片”即是一种具有相对固定叙事风格及主题、创作人员、观众群体、评价体系及宣传营销方式等等的电影，它所暗示的是一个细化了的创作群体和受众群体。然而，在电影工业仍极不完善的当代中国，高群书的出现无疑是个新现象。
当我们回溯中国电影史时，类型化的趋势也并非没有出现过。比如，我们可以说谢晋是一位擅长拍情节剧（Melodrama）或东方式家庭伦理片的导演。但是，如果我们以市场化为前提的话，那么，像高群书这样以拍犯罪类型片成名、长期以来皆致力于这一类型片的导演和拍摄、在可见的未来内仍将继续拍摄此类型片、并仍处于创作上升期的导演，以我个人目力所及，仍然挑不出第二个。
有必要对“犯罪片”和“警匪片”做一个简要的定义和区分。它们两者都以剧中人物的属性和行为作为划分的基础。两者有着很大程度上的重叠之处，很多犯罪片是警匪片，反之亦然。但两者也并不完全重叠，比如说，在犯罪片的一端是所谓的“角色研究”片（characterstudy），它主要展现犯罪人物的内心与行为，它不属于警匪片；而在警匪片的一端则是所谓的“警察程序”片（policeprocedure），它主要展现警察破案的过程，以警察的单一视角作为叙事的焦点，它不属于犯罪片。
高群书的早期作品《命案十三宗》显然是一部偏向于角色研究的犯罪电视剧。这部受到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影响的作品改编自十三起真实的犯罪事件，其中的很多单元剧集都以罪犯的性格弱点来命名如“软弱”、“愤怒”。让高群书真正声名鹊起的电视剧《征服》是一部典型的警匪片，据高群书本人说受到了迈克尔·曼《盗火线》的影响，故事基本有两个视角，一个属于罪犯刘华强，另一个属于警察徐国庆，是一个典型的“双雄对决”叙事。
他后来的电影作品可以基本归为两类。《风声》和《西风烈》属于商业诉求强烈的类型片，而《千钧·一发》和《神探亨特张》则更像是类型片的变体。后两个故事都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千钧·一发》的主人公老鱼是一位家住齐齐哈尔的老警察。由于该市当年曾是日据城市之一，因此解放后当地还有大量未引爆的地雷和炸弹残留，给人民的生活和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老鱼虽然只是个片警，但是早年当兵的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排雷经验，几乎所有这类棘手问题都由他亲自出马，但他发现，他所要面对的，不但是那些残留地雷，还有四处安装炸弹的犯罪分子。而在《神探亨特张》里，所谓的“神探”只是北京市海淀分局双榆树派出所民警老张。他所面对的是更加琐碎的生活和犯罪事件：用残疾人作诱饵碰瓷的、用电子干扰汽车车锁盗取财物的、招摇撞骗的算命先生，当然，还有双目失明的犯罪集团头头。
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们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和类型片元素之间所产生的张力。一方面，高群书在这两部作品中大量启用非职业演员和实景拍摄，剧中人物也时常陷入到琐碎的日常生活尘埃里去，而另一方面，随时都要爆炸的炸弹总是不祥地预兆着日常生活的即将崩裂离析，而带有传奇色彩的反面罪犯角色也总是在提醒着我们故事超越日常生活的另一维度。
著名影评人大卫·波德维尔便注意到了高群书对类型片叙事技巧的利用及变化。在看完《千钧·一发》后，他说：“……在任何描绘拆弹的电影场景里，当表现大汗淋漓的面部及停留在保险丝上的刀片的特写之后，出现这个场景的远景镜头时，我们总会期待爆炸的发生。常规地来讲，远景镜头便预示着爆炸。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高群书运用了远景镜头，可我们仍需等待，继续等待。当爆炸真的发生时，它会着实让人感到意外。”（着重号为我所加。）
我对高群书的访谈正试图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即犯罪/警匪类型片是否在他的作品中产生了别样的变体，而这种在美国与中国香港等资本及电影业发达地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类型片，是否能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土壤上嫁接出别样的“恶之花”来。
对于高群书本人而言，刚刚过去的二一二年是富有争议的一年。他导演的《神探亨特张》导致了影评界两极分化的评论，并以极富争议地夺得金马奖最佳影片而告终。我想，对于高群书来说，所有对他的争议和批评都应该是有益的。这次访谈不想也不能对这些争议做出结论，而是希望打开一些之前仍处于闭合状态的讨论空间。
别样的道路徐展雄：高导，你和我们现在所谓的“第六代”导演们同龄，但你成为导演的经历却和他们截然不同。他们大多毕业于“北电”这样的专业院校，之后又多拍地下或艺术电影，现今又在经历着艺术向商业的转型，而你毕业于新闻专业，之后进过电视台，也拍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电视剧，后来的电影作品多为商业类型片。访谈的开始，还是想请你追根溯源，谈谈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新闻专业，以及你的电影启蒙。
高群书：当时读新闻专业是想当作家。那时候还是八十年代，大家都重视文学。没文化的人才去电视台呢。我们毕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去电视台，都想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再次就是《河北日报》，要不就是市报。新华社是第一选择，然后是本地报社，实在不行才到电视台去。
我高考的时候分数可以，到北师大中文系、历史系都行，但是我一想去北师大就是当老师了，死活不愿意去。恰好当时河北大学办了第一届中文系新闻专业，在省里面有个优先权，提前提档。当时记者还比较吃香，那个年代一说当记者，人们就觉得你社会身份地位比较高，所以就选择了去河北大学读新闻专业。
后来一进学校才发现一切都是扯淡。新闻写作的老师让每个学生写一篇文章，作文似的，有感而发。我写了小时候跟姥爷养蜂的感受，其中用了描述性的写法。那时候看书多了，很想学一些“拽词”，于是我写了一推开门蜜蜂的声音“扑”了过来。
我们老师评点语法错误，问我什么叫“扑”了过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人家说得对，新闻必须得实实在在，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别老描述。可当时就觉得特别不服气，特别受打击，于是开始不上课了。所以我大学基本没上过课，主要是泡图书馆，看各种杂志。
晚上没事就看电影。那时候我在保定上学，我们一群人就走遍全保定，到处找电影看。我们会提前先看报纸，了解哪哪几点放映什么，然后排完序依次看。保定一共七八个电影院，我们学校在东郊，我们会一路从东郊走到西郊，把所有公映的电影都看一遍。那时候看电影特便宜，五分钱，一毛钱，很多电影我们都会看上三四遍。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学校附近的人民电影院看到门口贴着一张海报，特别小，上面写着《黄土地》，根据柯岩的一篇散文改编的。后来一看，就傻了，那电影中人的状态，尤其是它的那种构图，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常说，那时候我们所接触的艺术就是二道贩子、三道贩子的艺术。我们不像电影学院里的学生，能有机会看点欧洲大师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被陈凯歌转化完了的艺术，但当时我觉得这也已经足够了。
我后来被分配到广播电视局。那个时候广播电视局有一个科专门查抄音像制品。我们有个司机老跟着他们去查，查抄了之后就把录像带拿回家看。因为我老去他那，有一天他说老高，看这个，这个什么玩意儿，这么难看。我一看，上面写着《东邪西毒》。因为看过金庸的小说，所以我有点兴趣，于是我说拿回家看看去。一看又傻了，太喜欢了，原来香港电影还有这么拍的，原来武打还有这么拍的。那时候的录像带还不像后来这么清晰，挺模糊的。后来到了北京，一九九四年的时候在一个电影院又看胶片版的《东邪西毒》，我却完全没感觉了。
就犯罪片而言，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我会说那源自我更小的时候。我小时候在我姥姥家住，我姥爷有一些书，五十年代出的竖排繁体小说，这其中有很多都是苏联间谍小说，那是我最早的启蒙读物。
徐展雄：也就是说，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在新闻专业所接受到的教育对你后来的导演生涯是鲜有影响的。
高群书：那时候学校还是分配制。毕业时要分到好的单位，一要是党员，二要和老师关系好。当时老师就说大家要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必须是党员。我是班里唯一一个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学生，所以不可能去《人民日报》这样的单位。
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实习，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一直影响我到现在，也让我开始对新闻感到失望了。当时报社工会请我们去采访一个雷锋式的好工人。他们老记者不爱去，就说“小高你去吧”，自己独立完成，回来写一个通讯。我觉得挺高兴，就坐着公共汽车来到县里，找到了那个工人。
那个人是化肥厂的工人。他早上上班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看见有一位老头被拖拉机撞了，躺在马路上没人管，他于心不忍，医院。县医院一检查，说不行，老头已经骨折了，他们那里治不了，得到省三院骨科去。医院就派了辆救护车，拉着他和老头去了省三院。到了省三院，就得先交住院费。工人说这跟我没关系。医院就说什么叫跟你没关系，你送来的，你不交住院费，就不能走。可工人也没钱。后来老头说了一句话，说我有一个亲戚，你去找他借点钱。这个哥们就去了，找了很久找到一个门牌号，对上了敲门，出来一个人，他说你认识谁谁吗，那人说不认识。工人没办法又只好回来。工人一直陪了老头三天，三天之后，老头才说我家是哪的，他这才给他家打了个电话。其实这个工人就是做了件好人好事。
采访他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哥们特别木讷，不会说话，他就是个好人，很善良的人。于是，我按照这个逻辑写了一篇三千字的通讯，回来交给主任。主任一看，笑了笑，说挺好的，给你改改。第二天一早发出来，一大版，头版转四版，将近四千字。我一看就炸了，上面已经没有我一句话，全都是各种宣传用语。稿子第一个署名的还是“实习记者高群书”。
确实到现在，你看我拍的无论是《千钧·一发》，还是《神探亨特张》，我首先不拒绝去采访所谓的模范人物。在我眼里，这些就是人，老张不是人吗？老鱼不是人吗？他们的社会阶层是一样的，只是站的地块不一样而已。实际上，这些人全是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的底座，你不能因为他身上有一个“模范人物”的标签就认为他不是底座了，你也不能因为小武（注：贾樟柯作品《小武》主人公）是罪犯就认为他不是底座了。他们都是底座，他们的高度一样。这是我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认识。
徐展雄：后来是因为怎样的机缘巧合才开始拍电视剧的呢？
高群书：毕业的时候，我本来是要被分配到河北电视台的。当时河北电视台有具体的要求：第一毕业生是石家庄本地的；第二身体条件不错，因为将来要扛机器；第三学习成绩还不错。我三个都满足，于是就要了我。
可是，临公布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老师找我，说小高，到家里聊聊。我到了之后，他对我说，小高你也知道，河北电视台要你了，但是老师现在有个难处。他说有个女孩子，也是石家庄人，但当时分配到石家庄的名额有限，有两个人会被分到承德、张家口地区。这个女孩就说如果她回不了石家庄，她就从楼上跳下去。我说老师放心，我就算分配不到河北电视台，我肯定也不会跳下去。老师说，“小高，太好了。二十年之后，你肯定比他们都强。”我话一出口已经知道错了，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说了出去。我说好吧，那我走了。那个时候，老师就已经知道我的底线了。
于是，我被分配到了石家庄地区广播电视局。我第一次进石家庄广播电视局那个院的时候，觉得这是什么地方，三层的破红楼，完全像一个公社大院。当时我们正在筹备石家庄地区电视台，有一个石家庄地区电视中心。破屋子，破办公室。
当时，对我来说在哪真不重要，我想的就是当作家，在哪都无所谓。很多知青作家，哪个不是从最艰苦的地方出来？这已经不错了，有个办公室，每天阳光挺充足的，闲来无事的时候，整天往省文联跑，四处投稿，虽然一篇都没发过。
我到现在都感谢他们把我扔到那种烂地。烂地不受重视，不受重视反而给了你自由，你想干吗就干吗，稍微有两下子就可以很快脱颖而出。我当时的主任挺有追求，河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喜欢电视剧，喜欢戏曲。那时候，他开始自己鼓捣电视剧了，自己当导演。他让我给他当摄像，于是我第一次接触了镜头，也开始模仿张艺谋了。
但这个主任还是传统，没法让我实现自己的想法。我拍着拍着就觉得自己干不了了，于是直接办了停薪留职，开始北漂，进了中国唱片总公司，挂靠在那里，爱干吗就干吗。然后，我又借了五万块钱，拍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蓝骷髅》。
当时正是录像厅的时代，录像厅里放的录像带有一部分是香港电影，但是香港电影毕竟有限，一九八八年之前是中国电影最宽松的时代，很多大陆导演就拍这种录像带，模仿香港的电影，直接拍成录像带，直接在录像厅放。《蓝骷髅》就是这么一部录像厅电影。
这个片子的剪辑、音乐、配音全是上影厂那些人，后期全是大腕。这个片子推荐到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一看，当场就买下，给了四万块钱定金。这是预付金，等发行还有分成。当时，我别提有多高兴了，觉得自己终于成事了。
可是，等到一九八九年十月，片子还没有发行。我给中唱上海分公司打电话，他们说正找你呢，那个片子被查封了，赶紧把那个定金还回来。原来政策收紧，《蓝骷髅》被抽中审查，领导一看这是个恐怖片，上面还有裸体，于是就禁了。第一个片子就这样被禁了。
为什么我后来不愿意拍地下电影呢？因为一旦被禁，就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很多麻烦。你个人的麻烦，生意伙伴的麻烦，合作伙伴的麻烦，包括单位的处境。因为我是石家庄地区广播电视局的，按理是个管理单位，按说应该是我们去查别人的。但现在你自己被查了，还被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联合查了。那年出了一个“扫六害”手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办公室主任幸灾乐祸地向我走过来说，小高小高，你上了“扫六害”手册了。那种尴尬，是我至今难忘的。
徐展雄：你和“第六代”导演们同龄，自己又没有经过科班训练。现在回过头来看，你的经历，让你和他们产生了怎样的不同？
高群书：主要就是来源于社会，活跃于社会。像我这样的人进入电影圈并能生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我到各个大学去讲课，我总是会特别鼓励其他专业的人，或者社会上的人来做导演。
艺术院校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小气场、小社会。它是脱离整个社会的，它的道德观、它的行事准则、它的喜好，都是和整个社会脱节的。这就造成了他们拍东西很难走进大众。他们的作品是跟电影节相联系的，而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还是生存。就算你还有点理想，它所验证或者参照的仍然是生活。我面对的就是乱七八糟的社会，这是特别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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